（原标题：对我国金融业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思考）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行业将如何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本文基于分析我国新质生产力的现状认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银行增加投资比例、减少贷款比例，特别是发展第二类新质生产力需以投资为主、贷款为辅；而要提高银行投资比例，也需要监管部门弥补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缺陷，需加快推进金融领域配套改革，以资本市场改革为先导，银行协同跟进。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现状和目标

从我国发展历程看，我国新质生产力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我国相对领先的生产力。比较典型的是机器人技术，我国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人工作，其工作时间长、工作质量高、相对成本低。如果企业能普遍应用机器人技术，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将提升一个档次，促进工业体系的整体技术水准稳居世界前茅。第二类是发达国家相对领先、我国尚存在较大差距的生产力。在工业资本发展阶段，我国已经基本消除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除少数高精尖领域外，许多领域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金融资本发展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靠强大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整体国力的提升，拉大了第二类新质生产力与我国的差距。

首先，亟需扩大第一类新质生产力的领先优势。我国应该扩大已经拥有的先进技术的应用范围。例如，大力发展机器人在制造业各领域的应用。从目前技术水平看，我国自主设计、自主生产机器人的能力，足以改造我国制造业的各个领域。机器人的使用正逐渐延伸到其他行业，比如建筑机器人正在替代大量繁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劳动力，交通运输行业机器人正在替代数以千亿计货物繁杂的分拣、包装、仓储、搬运的人工劳动，种植业的拖拉机和无人机正在替代畜力和人力的简单劳动，养殖业从育种繁殖、饲养、屠宰、包装已经全部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厨师及餐饮服务机器人已应用于冬奥会，如此种种的第一类新质生产力正在各行各业拓展应用，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其次，制定第二类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规划。从战略意义看，我国需要制订消除第二类新质生产力与发达国家客观差距的规划，决不能低估第二类新质生产力对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的影响。

从资源储备看，我国具有实现信息技术领域跃升的资源优势。一是人力资源优势。20世纪50年代，我国已经有一批学者留学发达国家，他们掌握了尖端的半导体技术，回国以后在科学院和高校进行科学研究，并培养出一批半导体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批在国外掌握了若干领域最高技术水平的专家回到国内。这些专家连同他们培养的优秀学生，都是我国拥有的第二类新质生产力的人力资源。二是工业体系优势。我国的工业体系虽然缺乏某些高精尖领域的核心技术，但总体上可以说是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我国赶超发达国家第二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资源。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资本支持

生产力的提升伴随着各项物质生产要素的增加，资本会覆盖全部生产要素，所以资本要素的增加要超过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增加，这是在制造业和能源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发展时期已经被历史证明的经验。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物质生产要素整合的效率，当下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讯等公司占据了资本市场的头部地位，更多的资本流向信息技术主导的行业。信息技术跃升到人工智能水平，对资本的需求呈几何级增长。例如，英伟达对人工智能芯片的研发投入超过100亿美元。2024年，美国商务部称美国连续12年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虽然中国的GDP已位居全球第二，但FDI净资本流入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客观地分析，我国的资本量可以适应拓展第一类新质生产力的需要，但还远远不够支撑第二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我国的金融资本90%集聚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资本是我国第二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资本源泉。根据我国有关制度，商业银行的主要资本运用方式是贷款。但对实体行业特别是第二类新质生产力的实体行业来说，在资本金数量相对稀缺的情况下，银行贷款会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运营成本，这是我国实体行业资产负债率高于发达国家的制度性原因。实体行业如果以贷款方式获得资本，与贷款方形成的是零和博弈关系，相对而言实体行业的风险大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美国率先将信息技术跃升到人工智能水平，重要原因是投资基金为主的资本市场成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的主要资本来源，当然还包括政府资金以投资方式的流入、税收等支持。这些资本不同于银行贷款，能够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运营成本，能够使金融资本与科技企业形成共担风险、共享资本增值的关系，更适应此类企业成长发展的需要。

银行在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责任

从我国经济现状来看，企业以贷款方式获得间接融资是主要融资方式，从资本市场获得直接融资的比重偏小，这是我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和不完善的表现。这种结构不适应实体行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资源的需求，特别是不适应第二类新质生产力相关联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对金融资源的需求。相对而言，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银行增加投资比例、减少贷款比例，特别是发展第二类新质生产力需以投资为主、贷款为辅。换一个角度来说，银行今后的利润更多来源于投资的资本所得，而不是来源于存贷款利差所得，这是检验商业银行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之一。

当然，这既需要银行提高业务能力、识别风险，也需要监管部门弥补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缺陷。过往数十年的经验证明，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屡禁不止，其原因在于惩罚力度过轻，同时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不足，被上市公司欺诈行为损害的中小投资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目前的资本市场难以支持银行用投资方式为新质生产力企业、特别是第二类新质生产力企业提供金融资源。因此，当前需加快推进金融领域配套改革，以资本市场改革为先导，银行协同跟进。可以预期，这一改革将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新的里程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专项融资部处长）